《行政强制法》还规定，在采取强制手段之前，必须先采取非强制手段。

设如检察院反贪部门商请党委组织部，通过正式组织手续将一个充当卧底的侦查员（undercover）配给某握有重权的部门负责人任秘书，或通过其所在单位配给其任专职司机，或将其办公室主任转化为一个专案耳目。中纪委副书记张启龙领导二组，审查江青集团案件。

尤需提及的是，侦查机关实际作为纪委的预审机构这一关系形成，在中国政治语境下，有现实政治考虑，即对特殊政治性案件的查办，检察院的政治分量不足。1986年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法委书记乔石明确界定：特别是打击经济犯罪，法律、政策界限不易掌握，需要在党委领导下，会同各有关部门共同研究。但是在1997年前后，纪委和检察院在重大职务犯罪上的关系成为：纪委立案调查，查清事实，然后移送检察院，反贪局实际仅作为纪委的预审机构出现，检察院的独立发现重大案件、立案侦查的比例大幅下降。为了防止侦查意图暴露和侦查对象警觉，反贪侦查部门常以侦查其他犯罪罪名为由切入案件，比如以偷税为名先将涉嫌行贿单位的财务会计账册调取查封以固定证据。然而，此努力却遭致学界意见反弹，该条从征求意见稿公示开始即引发强烈批评。

其二，因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案件性质不同于公安的普通刑事案件，所有嫌疑人均身份信息明确，《刑事诉讼法》的128条等特别授权规定，检察院完全不可能享用。纪检委对大量细密的事务拥有极为宽泛的管辖权、调查权，纪检委在实践中形成三项工作的格局，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查办违法违纪案件、纠正部门和行业不正之风。这个说法有时翻译为法不禁止即自由， 法无授权即不可等。

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是政府治理理念转变的一个尝试。政府权力不受限制，市场和民间的自由创新就是一句空话。比如，我们一直提倡市场创新，甚至把创新置于民族存亡的高度。但是，中外历史上，这种理想的社会治理结构并不能自然发生。

政府的权变和创新，从表面上看可以优化政府服务和提升政府效率，但这样做突破了正面清单的授权，更大的可能性是让政府变成贪婪的利己者。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没有政府的正面清单，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负面清单，也就没有创新。

对市场和民间实行负面清单体现了权力源自人民的理念。这个表述不但从学理上理清了政府和市场的法理边界，也或可为实践上真正建立有限政府开启了前奏。这可以纠正我们的两个对政府治理的误读：一个是政府政策的权变性。而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

从这一点即可推论，政府其实一直是市场和民间创新的最大障碍，正是自己实行负面清单的政府扼住了市场和民间的创新思维。对于政府重要的不是鼓励向善，而是事先防范其做恶。法无禁止即可为就是负面清单，即：除了法律明文禁止的事项，其余都是市场，或者民间可为的自由空间。在西方，混合清单的产生经历了从底层谚语到顶层制度结构的过程。

法无禁止即可为和法无授权不可为互为因果关系。没有市场和民间的法无禁止即可为， 政府的法无授权不可为就是无本之木，市场和民间是政府行政治理的基础。

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反过来，后者是前者的条件，两者同时实行才能有效。内容提要：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廉政会议上指出：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

我们可能只知道：没有负面清单，就没有创新。本文认为：法无禁止即可为就是负面清单，对于市场和民间负面清单有利于自由创新。反过来，没有政府的法无授权不可为，市场和民间的 法无禁止即可为就成了无源之水。对于中国而言，负面清单的重要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鼓励创新，而在于扭转过去我们对市场和民间创新一贯的变相限制和打击的思维模式  六、余论 学界以正当程序和社会控制的二元对立，作为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的立论空间，两者可能只是学术想象的对立。此外，纪检委介入亦修复了此前反贪侦查以案掩案的侦查方式。

可以迂回切入案件，待证据握实后再正面接触主要目标，而不致事先惊扰。2000年《立法法》第八条规定了十项只能制定法律的事项，其中第（五）项包括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由此提出《纪律检查机关案件检查工作条例》对双规规定在合法性上与《立法法》冲突。

1996年修正《刑事诉讼法》之前，检察院反贪侦查部门除管辖受贿案件之外，还管辖偷税、假冒商标等案件。由此，在齐一的侦查程序设计思想和立法体例之下，真正在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正后，遭遇全面束缚的是检察院的职务犯罪侦查。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宣布……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因此正当程序理论希冀的程序正当常被违反。

双规等非正式程序内的刑事司法行为的发生，其引起和被引起的制度与技术结构复杂，不是站在道德制高点上的几个语词的衍生能全部概括。在刑事政策设计上，双规的制度功能具有技术纽结意义。反贪案件关键犯罪构成由口供、证言等言辞证据支持，极易翻转，为防止案件信息泄露导致嫌疑人与相关人员串供或毁灭证据，必须控制嫌疑人信息不外漏至外部，外部信息不内渗至嫌疑人。作为一种规范，双规的制度力量并非原本即被赋予和被识别出来的，其制度意义并不是一种先赋的常量，其意义是在实践中被逐渐挖掘出来并放大的，这种被逐渐放大的规范力量和实践意义，是由检察院反贪侦查在1996刑诉法修改后的能力萎缩中而获得的。

但这种先造成既定事实再要求批准的做法，不仅可能会被认为侵蚀了对干部的管理权，有关办案人任职前途受影响，而且其他部门亦会对检察院避而远之，在机关办社会的现实下，干部职级职数配备、经费、办公、办案用房和人员家属住房等各方面都会得不到支持，这是检察反贪侦查的主要案外顾虑。1997年中共十五大当选的中央纪委常务副书记韩杼滨于1998年出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又给上述三种做法提供了一种组织正当外观。

即使有重大、复杂难突破案件，12小时拘传、传唤讯问时间不覆使用，公安机关亦可转圜： 1、因为公安机关兼有治安管理和刑事侦查双重职能，可借用1995年《人民警察法》规定的盘问留置24小时、延长留置盘问48小时程序。1998年中国签署（尚未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九条第一项规定除非依照法律所确定的根据和程序，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

但原由汪东兴领导的林江两案中央专案组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移交给了中央纪委，中央纪委成立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件审理领导小组，中纪委副书记刘顺元领导一组，审查林彪集团案件。如果某县委书记的受贿案件不是由上级交办，而是检察院自查收集证据认定，虽然在1988年案件请示报告制度建立之后，未获得同意的立案、强制措施采取甚至初查都较难启动，但是如果有确实证据证实，罕有地方党委会做否定指示。

检察院在政治上、学术上渐处于低位。以此为逻辑起点，再根据 刑法—刑事证据—刑事侦查一体化的刑事法总体性眼界，来看反贪侦查的刑事证据—刑事侦查这另一环，会顺应得出结论：应在侦查技术上对反贪案件做倾斜性规定，以提高侦查力。  五、走出双规？ 回望1979年纪委成立初期，中央纪委常务副书记黄克诚曾担心：一些案件可能中央纪委再三督促地方党委也不办，不答复，考虑要请《人民日报》帮忙，而如果有些事《人民日报》也推不动，就要请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帮忙，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决心和勇气，就只是‘养老院了。但此均属于文革期间遗留问题，1991年广西玉林中院经广西高院请示的县纪检、监察部门对一批贪污、受贿案件被告人在逮捕前放到招待所隔离审查折抵刑期问题进行请示，直接触及到在《刑事诉讼法》实施十年后，纪检部门继续使用隔离审查的问题。

这些建议中提到的相关技术手段在普通刑事案件侦查中被赋予重要地位，在公安机关办理的毒品、恐怖犯罪、黑社会犯罪等孤证、少证案件中，使用特情的经费开支作为常规手段被列入财政业务费开支范围。双规这一初始潜行而后逐渐为学术界、公众所知的制度，渐引来许多批评。

但是，反贪侦查在初始立案上依附于纪委，借重于双规的局面并未改变，尤其是在高级职务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的大案要案中，仍几乎无一例外的系由纪委移送反贪局。诱致因素首先仍在于更具决定性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基础结构能力和证据法、侦查手段被赋予的二元性并未根本改观。

1993-1998年任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张思卿曾说反贪侦查有十八般武艺，即刑事拘留、监视居住等五种强制措施和传唤、讯问等十三种侦查手段。在基本治理思路上，晚近中国不断宣示法治化道路，在双规这一各界瞩目之问题上近期亦渐作出调整。